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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19日下午来到云南丽江古城,沿着石板路边走边看。当地居民和沿途游客十分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,习近平不时停下脚步同大家亲切交流。习近平说,这里的文化、风光、民俗都非常吸引人,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。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、健康的发展之路。希望你们的生活幸福安康,就像纳西族的大姓“和”姓一样,和和美美。(文字记者:张晓松、朱基钗;摄影记者:谢环驰、燕雁、申宏、翟健岚)
张掖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刘勇说,作为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之一,张掖拥有全国最大的市级规模化玉米制种基地,玉米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,年产种量4.5亿公斤,供种量占全国大田玉米用种量的50%以上,玉米制种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10亿元。
罗森: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。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,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。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,对于外国人来说,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。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?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,先是丝绸,后来又有瓷器等?看看英国的大宅邸,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,这是为什么?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?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,中国和西方,尤其是西亚,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,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。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,比如“青铜时代”“石器时代”“铁器时代”等概念,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。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。比如,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,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、大麦和燕麦,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,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: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,烘焙成面包,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。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。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,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,就无法养蚕。然而,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:他们驯化了桑蚕。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。因此,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。那么,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?关键在于马匹。然而,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。长期以来,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,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,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。随后,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,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。从汉代开始,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,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。与此同时,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,开始大量向西传播。在我看来,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。
在湖南益阳南县阳荣福村的水稻自动化育秧工厂里,育秧播种流水线正开足马力运转,工人们只需将提前浸泡好的种子、培养土放入自动化设备,再将空的秧盘摆放在传送带上,就可以自动完成洒水、播种、叠盘等工序,不到20秒钟就可以完成秧盘播种。
当下,上海正紧扣强化创新策源功能这个核心任务,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战略重点,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,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。
澎湃新闻:大英博物馆正在举办“丝绸之路”展览,我昨天去看了,但感觉与我的预期有所不同,尤其是关于中国部分的呈现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您如何看待这一展览?
报道援引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索南菲尔德的话说,这些企业老总现在“非常沮丧”,其中大约70%的人表示特朗普的政策将对经济不利;80%的人表示,他们现在“不得不为政府的反复无常向国际合作伙伴道歉”。
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舞台,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。通过将龙文化深度融入赛事策划、运营、衍生产品开发等各个环节,铜梁成功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龙文化传播助推器。“体育赛事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流量入口。”严勇表示,铜梁每年会举办数十场体育赛事,通过将龙舞、龙灯彩扎等融入赛事,借助赛事的全国曝光,使赛事成为流动的文化盛宴。
银发经济涉及面广、产业链长、业态多元,涵盖养老服务、医疗保健、文娱活动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。不仅如此,随着人工智能、生命科学等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应用,银发经济的内涵与外延也在持续拓展。
3月20日电 3月20日,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。在会上,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介绍2025年1-2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。
3月17日,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《关于公布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》(文旅非遗发〔2025〕23号),五粮液股份公司技术总顾问赵东顺利入选,获评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
“除了餐饮企业转型老年人‘一日聚’,我还注意到一些酒店、度假村也开始拥抱老年产业,进行适老化转型。”周海旺表示,他在调研中发现,类似转型并非个例,例如有郊区酒店,推出两天包吃包住只要两三百元的套餐,花很少的钱就能住星级酒店,这对老年人来说很有吸引力。还有酒店整体改造成为养老院,为老年人提供酒店水准的高品质养老服务。“这些案例都是企业主动适应老龄化社会,对业务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探索,银发产业的发展为线下实体经济的转型提供了机遇。”
罗森:我认为,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,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,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,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,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,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,在我之前,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,我认为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,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,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,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: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,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,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,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,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(Ionic capital),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,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,在书的最后几章,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,比如龙和凤,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,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,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,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,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在本土发展,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,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,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,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
记者近日在武汉堤角公园看到,宇树人形机器人被团团围住,成为“人气明星”。机器人仿佛感受到这股热情,灵活地挥手、比心,变换各种姿势配合拍照,偶尔还会驻足仰视枝头的樱花。